我将本文的题目拟定为“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意在从法律视角探讨百多年中西之争的一种可能性。今年九月间，我去北京短暂学习期间见到大伟兄长，曾与大伟兄长谈及于此，大伟兄长颇首肯，认为此一标示庶几能表达《法治的细节》一书的主旨之所在。

“西体中用”之说我取之于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李泽厚针对晚清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提出了他的“西体中用”之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试图在保持传统社会格局的前提之下对西方的技术有所吸纳，此一主张没能领悟到中国正在走向一个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因此显得气量极狭小。李泽厚看到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大格局，于是将百多年的中西之争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李泽厚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现代的‘西学’亦然。因此，在全面了解、介绍、输入、引进过程中，自然会发生一个判断、选择、修正、改造的问题。在这判断、选择、、修正、改造中便产生了‘中用’——即如何适应、运用在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如何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首先不要使‘西学’被中国本有的顽强的‘体’和‘学’——从封建小生产方式、农民革命战争到上层孔孟之道和种种国粹所俘虏、改造或同化掉。相反，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体制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李泽厚正是在这种所谓“西体中用论”的基础之上，将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说”改写为“转换性创造论”，其根本主旨在于，一方面，中国必须充分重视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但并不必将西方文明作为中国的理想图景，另一方面，将中国现代文明看成是一个生成性的存在物，并寄希望于现代中国人在充分吸取西方文明的同时脱胎换骨，从传统中国文明中走出来，创造出现代中国文明来。

我想大伟兄长是会同意李泽厚的上述论述的。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大伟兄长在《法治的细节》一书中从一个法律人的立场表明了一种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论”。是的，现代中国人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秩序原理建构自己的生存秩序，而此一任务之完成，充分吸取、消化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西方法律制度（西体）则是一重要步骤，但现代中国人不必以之为法律理想图景，更不必受限于它，而是吸取、消化的同时创造性地转换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原理，并建构起一种全新的中国人的现代法律秩序（中用）。这就是我研读大伟兄长《法治的细节》一书的最后结论。但不知大伟兄长以为然否？

作者  魏敦友   系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3-09-20

修改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3-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