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既如此艰难，法治中国还有可能性吗？如果法治中国有可能性，那么，中国法治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对第一个问题，虽然大伟认识到了法治中国的重重困难，但大伟对法治中国并不感到悲观失望。大伟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试想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砸烂’或撤消成千上万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吗？我们有可能关闭千所大学里的法学院吗？我们有可能视三十年里毕业的近百万法律专业学生为无物吗？我们有可能废止过去三十年中借鉴发达国家现成经验制定的大量法律法规吗？还有，我们仍然有可能重新回到孔夫子的春秋战国年代或马锡五的前工业化年代去吗？”（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4页）也许有人会说，民国时代不是建立起了那么多的法学院，有那么多的法学教授，有那么多的法科毕业生，而且也建立起了系统的法院制度，还不是一夜之间化为虚无了吗？也许我们今天会再出现一个象毛泽东那样伟大强而有力的领袖，宣布彻底取消已经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障碍法治中国的两大巨石依然存在着，而且从中国法治进一步退两步的现实来看，应该说也的确存在着法治完全被取消的可能性。不过如果我们是一个历史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应该分析社会的进步，今非昔比了。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现代中国人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国人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经过百多年的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了，因此虽然权力与关系对现代中国人依然还有很强的支配力，但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现代中国人正在从权力与关系中走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中国人，而这是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法治是依规则而治，但是规则的权威性不是来自于别处，既不是来自于神（象基督教那样），也不是来自于祖先（象传统中国社会那样），更不是来自于领袖的意志（象近代世界那样），而是来自于我们当下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自由意志。因此正是现代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人的形成为法治中国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并不等于法治中国的现实性。要将法治中国的可能性转化成法治中国的现实性还需要走漫长的道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的法治之路，这是对现代中国人的一个考验。我想大伟兄长可能多少对政治家们的宏大叙事抱着几分怀疑，因为我们不可能天真地以为在一个早晨醒来政治家们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实现法治国家了就真的以为中国已经实现法治国家了。当然，如前所说，这并不意味着大伟兄长心中没有一个法治中国的理想，但是大伟更强调法治中国需要的是点滴努力，因此大伟兄长更强调从法治的细节处来实现法治的精神，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法治文化及法治制度。大伟兄长在书中讲述了许许多多的引人入胜的细节，几乎涉及到现代中国法治的所有层面。第一，物质建设层面。大伟认为认识现代城市要从下水道开始，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现代都市建筑的图景，这是我们的传统的建筑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人虽然自诩有卓越的建筑理念，但从大伟兄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建筑总体上看不过是围绕皇帝的享乐而建成的，而现代建筑则必须考虑大众的卫生。大伟兄长的此一论述别开生面，令人印象极深刻。第二，社会层面。大伟在这方面讲的更多，比如强制拆迁如何从行政转向司法，比如家具广告的规范性问题，比如中医民事侵权的问题，无不令人思路大开。第三，司法层面。比如大伟兄长谈到了证人出庭的意义，比如大伟提出了如果判决是电灯，调解就是蜡烛的论断，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司法调解的重要性，如此等等，令人耳目一新。第四，观念层面。比如大伟兄长对周立波的善意批评，以及写给“李刚门”受害者的一封信，向我们强调了树立现代法治观念重要性。

读着大伟兄长这些话语，令人如沐和风细雨，颇感沁人心脾。大伟兄长正是通过这诸多层面的法治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法治如何克服权力的宰制以及如何超越关系的藩蓠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是有着光辉的前景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伟兄长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将现代法治这块巨石不停地向前推动，无论千难万难，总有一天会抵达梦中期待的法治社会的顶峰。”（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55页）

读大伟兄长这部新著，总想到大伟兄长之为人。说起来也有趣，我与大伟兄长天南地北，本不搭界，却因缘凑巧，今生竟有相识相见相知之缘，不能不感谢冥冥中一种神奇的命运。大约2005年前后，我在网上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谁是佟柔？》，惊讶于何等人竟能写出如此至真至诚至善至美的文字，连忙查找作者周大伟的来历，竟来过我所在的广西大学法学院讲过学，但我不知道，更亲切的是大伟还到过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讲过学，倍感亲切，情不自禁循着网上的邮址给周大伟先生写了一封信，以表敬重之意。次日即收到大伟来信，益加亲密。此后通信来回多次。不过毕竟没有当面接触，时过境迁，周大伟之名便慢慢地沉入心底了。也真是与大伟兄长有缘，2008年10月间，我赴重庆参加西南政法大学举办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年会，会议间歇期间，我在走廊里随意散步，突然一伟岸男子过来问我“你是魏敦友吧？”，我看那人胸牌，竟是周大伟！我突然感到天辽地阔，不禁欢喜异常。如此结识周大伟兄长亦人生中之一奇事也。次日会议结束，早餐人极稀少，我在餐厅里又碰到大伟兄长，于是我们俩人利用早餐时间聊起法治中国之诸问题来。印象极深者是大伟兄长讲到除非中国人是一种别样的人种，法治的原则因此不适应于中国人。当时心中颇感大伟兄长为法治中国而忧心如焚，同时也能见其从普遍人性的立场出发，对于中国法治前景的大尺度眺望，深感其所思所想为时下一般中国学人所不及，因此心中益加敬重，从此呼为大伟兄长。分别后，大伟兄长返北京，我则回南宁。途中得大伟兄长短信，其中说到“我俩似有不解之缘。”一路之上，想念大伟兄长不已。不久又收到大伟兄长寄来的《北京往事》一书，十分喜爱，当时本想写一篇读后感，可惜终未成功，遗憾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