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兄长在引用了黄仁宇先生这段可能会使当下中国法律人热血沸腾的话后，并没有跟着人们一起热血沸腾，而是颇带忧思地问道：“中国法律人士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8页）此一诘问看似突兀，实则对我们理性地看待法治意义重大。那么何谓法治？法治中国又为何十分艰难呢？大伟兄长说：“所谓法治，归根结底是与人性世故难以兼容的规则之治。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中国人在对待法律规则上总是保持着‘人情世故的姿态’，将不难断言，现代法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就永远是一个疑问。”（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8页）又说：“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君主皇权传统的国度，现代法治精神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政治传统，也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职业伦理。如果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法治建设还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特殊国情’的话，我们也毋庸讳言，中国几千年世代流传的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正是中国当前法制建设遇到的两大障碍。”（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1页）

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虽然是建设现代中国社会之必需，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之下却的确举步维艰。一方面，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反法治的本性，而中国传统提供给我们的遗产正是权力的无比傲慢，因此权力成为法治中国的大敌。关于权力与法治的关系在近三十年的法学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最初关于人治还是法治的论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不过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最深的也许是季卫东教授。季卫东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是通过“交涉”的媒介，“很容易流于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的事态，使原则和规范名存实亡，失去意义。”（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95页。）我曾将此种现象命名为法治中国之路上的“季卫东陷阱”。（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我认为中国人走不出“季卫东陷阱”，法治中国则永远不可能成功。的确，如季卫东教授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多元的，而权力是一元的。但在现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内在的转换，逐步形成法律的一元化与权力的多元化格局，法治中国的大业方有成功之希望，实为真知卓见。可以说，法治中国是一个十分艰难而且漫长的社会转化过程。大伟兄长提供的大量的细节，从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季卫东教授的上述论断。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的确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重大的法哲学难题，没有对这一难题的通透的认知，我们不可能从权力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另一方面，就社会伦理而言，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一个关系社会，而关系社会在根本上说与权力社会一样也是内在地反法治的。大伟兄长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培育并留下了一个近乎难以放弃的遗产：一个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页）大伟进而认为这是法治中国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页）的确，也许表面上看起来经过百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国已经有了法治的“行头”，然而骨子里依然故我，诸如大伟列举的形形色色“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就是关系社会对法治社会的解构的种种表现。关系的表现方式极其复杂，最初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今天我们会发现关系除了血缘之外，更多地是建立在学缘、官缘、商缘等基础之上，从而表现为一种“泛血缘化”的人际网络，人们在这个关系网络上失去自我的独立与尊严，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类似于一种等级制度的人际结构。这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同样意味着，我们走不出关系社会，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法治社会。

大伟兄长深刻认识到了法治中国的两大障碍是权力社会与关系社会，同时也认识到了两者的叠加效应将会对法治中国产生更加强大的破坏力。大伟说：“当今中国，离现代社会还有点远，还基本上是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还处在量重要的位置。因此，关系网实质上就是‘官’系网。在这个一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要建立、维护和发展好这个‘官’系网，就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传销’。传销中各方都要双赢和多赢，把事情办成，利益均沾。通过这种‘传销关系网’，人们把吸管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页）这意味着，当权力与关系联手来对付法治的时候，法治很难有喘息的空间。因此，权力与关系就成为障碍法治中国的两块巨石，而致力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则首先要求我们自觉地将这两块巨石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