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柱案的司法过程就此落下了帷幕，然而，它并没有因为张金柱被执行死刑而烟消云散，反而带来了更大的争论和反思。四年后，《报告文学》2001年第3期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一种危险——张金柱案件调查》，披露了更多张金柱案的详细经过和事实材料，并指出新闻和舆论介入司法，导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至于无法无天，草菅人命，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危险，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种危险”， 这使得张金柱案的争议波澜再起，很多大学的新闻系（专业）课程也将张金柱案当做“新闻干预司法”、“新闻杀人”的典型案例。而最初报道张金柱案的《大河报》原副总编马云龙，于2008年6月12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所做的《深度报道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演讲中，则坚决否认《第一种危险》的指控，他说：“我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我要为中国新闻辩护”，“为中国现在可怜的新闻自由辩护”，进而指出《大河报》对张金柱的报道评论并非什么“危险”，而恰是一种深度的社会责任，它的批判精神和忠于真理的追求，正是新闻业所应具有的刘宾雁式的《第二种忠诚》 。 


我们无意卷入这场争论，但是，对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进行审慎分析则是必要的，而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需要认真反思。 


二、媒体作用是一种监督、干预、还是某种“陷害”？ 


在张金柱案的司法过程中，媒体舆论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是种什么样的作用？依据《第一种危险》的调查描述，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张金柱是一个正直、能干的优秀干警。“他的表现一直不错，从侦察员干到刑侦副科长、科长、派出所长、刑侦副局长、分局局长、政委。在长达十几年的公安生涯中，他亲自破获或组织指挥侦破了数以千计的重大案件，可以说是恪守职责、兢兢业业、出生入死，并且多次立功受奖。”张金柱案的发生,某种意义上也是他“时运不济，喝口凉水也塞牙”。 


第二，张金柱在此前的“8•4”事件中就遭受到了报复和“陷害”。1995年8月4日，5名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和2名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根据举报，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对违法安装空调问题进行采访，结果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身为公安分局政委的张金柱并不在现场，也无过错，却被免除职务、调离公安队伍。而“8•4”事件之所以发生，是源自一场“阴谋”。也即开发区分局局长于平均、政委张金柱等新任领导，上任后查办金融诈骗犯任成建及其“保护伞”——分局治安科科长程彪，任成建等为打击报复、“扳倒”分局领导，便贿赂河南新闻记者Z，通过Z欺骗性地“发动”河南、北京的6名记者“壮大声势”，前来采访分局“摊派空调”等腐败问题。这其实是一场反腐所遭受到的“迫害”，后来因此事被处理的干警也多次向上级申诉、反应，甚至到北京上访。张金柱也正是在这种“走霉运”、失落郁闷的情况下，于8月24日晚受邀去赴宴，又在宴会后酒驾逆行发生了这一交通肇事悲剧，可谓“雪上加霜”。 


第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点燃怒火，影响了司法。张金柱案发生当晚，《大河报》记者在吃了“闭门羹”后，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揭穿黑幕”的正义感。次日就刊发了《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怀着满腔义愤猛追》的报道,并产生了很大反响。《大河报》的热线电话没有停过：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那个开车人是谁？整个郑州被搅动起来。第三天，即8 月26日，《大河报》又发出了“8.24”案件的第二篇报道，但却仍然“空山不见人”—— 《千夫怒指肇事者 此人身份待核实——对“8•24”恶性交通肇事逃逸事件的追踪之一》， 眼见“8.24”肇事者迟迟不亮相，人们的愤怒顷刻间被点燃了。直到第四天,《大河报》才公布肇事者是张金柱。而张金柱的女儿也抱怨说：“第一天也就是报纸出版后我就去找了报社记者，并告诉了他我爸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们连登两天就是不写名字，要不你写名字，要不你就不登，而他们却有意地搞得很玄乎，吸引大家关注此事”，“这几篇文章起了决定性作用”。 


而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焦点访谈对“8.24”案件的采访报道过程中，夹带了许多含义莫测、令人费解的作为。其播出那段画面是河南电视台在张金柱入狱之初拍摄的，焦点访谈在几个月后把它编辑出来，当作他们新近采访的背景，并把亿万观众引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去接受强加给张金柱的那句话——“俺15岁当兵，革命30多年，就为这点儿小事，就把俺变成这个样子”，而张金柱根本没说过这句话！这就是说，媒体报道制造和引导了舆论，“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他和新闻界交恶，是参与“8.4 ”事件的主角，他是一个无法天的交通肇事者，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丧尽天良，毫无人性。他犯了交通肇事罪，于是他过去就一切都坏，好像他16岁参军加入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是国民党军队，他在公安队伍几十年也一贯为非作歹，他破案千余件似乎抓的都是志士仁人，似乎他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这样的人要他何用？这样的人该杀！我们的新闻舆论这时显示它强大的力量，它是正义的化身，它是在为民请命。” 这样，张金柱案件就成了激发人们各种社会化情绪的触点，鼓动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报复心（杀人偿命），这正是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