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推动普法工作走深走实

“普法工作要紧跟时代”，明确了普法工作的双重使命：既是法治建设的奠基工程，又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枢纽。

普法与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关系。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长期的基础性工作。通过立法阐释、司法说理和守法实践，构建法律—生活的理性对话，形成认知与实践的闭环反馈。在制度协同上，普法与激励约束机制共生。信用惩戒、醉驾入刑等制度设计，将法律认知转化为稳定预期，避免规范虚化，形成“认知塑造+制度强化”的双重治理闭环。在文化涵养方面，普法激活“民惟邦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基因，推动法治精神融入道德体系，成为文明演进的内生动力。通过技术赋能，普法从单向传播转向精准滴灌。依托大数据画像和嵌入式服务，如“法治驿站”，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协同共治生态，使普法成为多方治理的基础设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⑤“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论断，揭示普法作为“慢变量”的治理效能。通过法治实践、制度支撑、文化涵养和技术创新的协同迭代，进而实现从制度建构到秩序生成的转型。

全民守法的普遍性要求与普法精准化的辩证统一。普法工作需要在“全覆盖”的普遍正义与“差异化”的特殊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构建需求识别—资源匹配—效果反馈的闭环机制。当前普法面临分众化挑战，破解这一矛盾，需运用大数据精准识别需求，通过智能推送实现精准供给，同时保留基础普法的兜底功能。实践中需要避免两种偏差：过度精准化削弱公共性以及形式化普遍性导致资源浪费。

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前者要求分层识别需求，后者注重弹性响应供给。未来可通过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中的基础性要求，允许地方结合治理痛点定制服务，在精准不损普遍、普遍包容差异中，推动全民守法实现向价值认同的跃升。

制度刚性与技术弹性的法治传播协同创新。制度刚性与技术弹性的协同创新，本质上是法治传播领域结构化秩序，与流动性变革的辩证统一，其重点在于调和传统制度稳定性与数字技术颠覆性之间的张力。传统普法制度，如“法律六进”“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依托科层化组织网络构建起法治传播的刚性框架，保障意识形态安全与法治话语统一；而区块链存证、生成式AI等技术工具，则重塑法律知识的生产、验证与传播逻辑。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要形成制度为体、技术为用的有机整体。

这一协同创新需防范两种极端：过分重视技术的作用，可能会消解制度权威，如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则可能抑制技术效能，如拒绝智能工具造成的普法效能低下。破解之道在于建立制度—技术的良性互动机制，在数据主权层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技术应用边界；在实践层面，构建技术适配度评估模型，优化算法推荐的价值取向。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二者协同指明方向：技术弹性需要以制度刚性为价值基准，制度创新需借助技术弹性突破时空限制。这种协同将催生“法律人机共生”新生态，如各地试点的“数字检察官”分身等举措，既保持人工普法的权威性，又通过AI扩大传播覆盖面，实现“制度规范力”与“技术穿透力”的叠加效应。“抓前端、治未病”，为协同创新提供方法论指引：既要运用技术弹性突破传统约束，又要坚守制度刚性维护法治权威。这种破立并举的实践，推动普法从“知识传播”升级为“文明传播”，在培育法治信仰中夯实治国理政根基。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法治宣传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BFX00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8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③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6页。

④《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⑤《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键作用》，《人民日报》，2021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