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增效：从工具应用到精准驱动。“七五”普法与“八五”普法均聚焦提升实效性与针对性，重视以技术打破传统普法局限。回顾我国普法历程，普法在坚持传统面授的基础上，结合传播技术发展不断调整方式。“四五”普法至“六五”普法，探索利用互联网、手机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七五”普法提出“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推动新媒体普法益民服务。“八五”普法在此基础上，聚焦提升针对性和实效性，构建智慧普法体系，以精准赋能为重点，运用新技术分析不同人群法治需求，实现从广泛覆盖到深度触达的转变。同时，“八五”普法推动传播方式向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转变，建设智慧普法依法治理云平台，与“中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实现信息共享，通过庭审直播、典型案例在线解读等场景化形式，增强公众的参与感。打造“报、网、端、微、屏”于一体的全媒体法治传播体系，大力鼓励公众创作个性化普法产品，积极支持短视频、法治动漫等轻量化内容生产，显著提升普法内容的可及性与接受度。

四十年普法工作的转型机制与阶段演进：理念、制度与技术驱动

规模普法阶段的秩序重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经历结构性变迁，治安状况面临挑战。同时，城乡人口迁移常态化与单位制消解，传统基于地缘、业缘的社会单元结构转型，基层治理面临“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升级。在此背景下，普法实践基于社会秩序重构的迫切需求，亟须通过“底线规则”的高频灌输快速建立社会行为预期。

1986年1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二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普法首要任务是让群众明确“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解决“不能做什么”的认知问题。这一阶段形成了以“十法一条例”为核心的内容框架，重点宣传“不得杀人”“禁止盗窃”等禁止性条款。这种“义务本位”的普法策略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一方面，义务性规范因其明确性、可操作性，在立法体系尚不完善、司法公信力仍在培育的背景下，更易被公众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先义务后权利”的递进式路径，为法制建设奠定社会心理基础。然而，这种策略性选择也带来一定局限。过度侧重义务性规范，导致权利意识培育滞后。这为2001年后普法转向法律素质培育埋下伏笔。

观念培育阶段的法治认同建构。普法系统通过“适配—覆盖”功能回应社会转型需求：“四五”普法转向分类指导，构建匹配多方社会主体的法治认知框架；“法律六进”机制实现空间网格化覆盖，填补治理盲区。

符号化空间治理通过宪法宣誓场所、法治文化广场等空间符号的审美设计，与国家宪法日等仪式活动，将法律权威具象化为日常存在，重构主体认知；分众化普法借由农民工法治夜校等场景化教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范内化为职业伦理，驱动特定群体自主调适行为；“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通过责任清单的转译功能，耦合部门利益与普法义务，形成制度—协同赋能的治理网络。

构建法治观念内化的完整路径：观察学习机制依托如“法律明白人”等示范工程，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可复制的行为模式；参与式实践通过互动体验强化情感共鸣，促使法治观念从认知认同转向行为自觉；动态调适机制则通过精准识别社会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应对矛盾纠纷的弹性治理框架。这三个机制协同作用，推动法治建设实现从制度约束到文化浸润的质变。

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资源通过三种范式持续积累：制度性资源，如普法责任清单等强化刚性保障；关系性资源，如基层法律网络等强化社会信任；认知性资源，如法治文艺产品等培育内生认同。这些资源形态不仅夯实了法治社会根基，更通过价值共识的数据化编码、治理经验的算法化沉淀，为普法工程向“数字模拟”转型提供底层支撑。融法律共识于编码数据，汇治理实践为训练样本，构建算法驱动的新治理体系。

精准治理阶段的数字化革新。在技术维度，数据智能重构法治传播的底层逻辑。我国通过数据画像—算法推荐—场景适配技术链，实现需求感知、资源匹配与内容精准推送，提升普法针对性。典型案例是浙江桐乡2023年推出的“数字普法人”系统，该系统通过智能感知需求、自动匹配资源、精准推送内容，实现了个性化普法服务。

在制度维度，政企协同创新治理规则体系。各地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协作—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例如，海口市美兰区2025年设立的“骑手之家法治驿站”，整合政府、平台企业和社会组织资源，为新业态从业者提供定制化法律服务。这种制度创新既保障新就业群体权益，又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

在价值维度，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辩证统一。数字化普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始终以法治观念内化为目标。比如，2024年，电影《第二十条》通过艺术化呈现正当防卫案例，引发全社会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深刻讨论。又如，央视《普法栏目剧》以《唢呐从军记》《好“孕”来了》等作品，将婚姻家庭、劳动权益等法律问题融入剧情，实现“追剧普法”的沉浸式体验。技术应用亦体现人文温度。2019年浙江省法院建设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将电商平台纠纷率从5%降至0.01%以下，既提升效率，又保护当事人隐私。这一实践表明，技术赋能最终服务于法治观念的深层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