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转变在理论上体现为，法律意识仅强调对法律的认知与态度，而法律素质则涵盖系统知识、实践能力及法治信仰三个维度，推动公民从知法向用法跃升。在实践层面，“四五”普法构建了分类指导体系，针对党员干部、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者、村镇社区干部，及流动人口等制定差异化方案，并提出“条块结合、齐抓共管”，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责任制明确部门职责，初步形成协同联动的普法格局。该阶段推动普法目标从“学法、知法、守法”向“用法、护法”深化，并提出“普治并举、整体推进”的实践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法律实践能力，更为后续“五五”普法、“六五”普法的精准治理探索积累宝贵经验。

“五五”普法（2006年—2010年）：“法律六进”开启精准普法新阶段。“五五”普法是我国普法工作从规模普及迈向精准治理的关键转折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在这一阶段，创新推行的“法律六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机制，标志着普法范式向精准化、场景化转型。

在空间布局上，“法律六进”通过细分六类普法场景，使法律供给与不同群体的需求精准匹配。特别是“要把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为农村地区的普法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让法律知识能够更便捷地传播到基层，有效提升基层普法的可及性。在制度创新上，构建普法激励与监督并重机制，形成考核与激励双向驱动格局，提出“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范，纳入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目标管理责任制”“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广大公民开展和支持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普法，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

“六五”普法（2011年—2015年）：法治文化与责任驱动的精准转型。“六五”普法规划首次提出“提高全民法律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环境”三大目标，并确立“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原则。由此实现普法工作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与“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两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六五”普法期间，重点转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建设法治文化阵地，为民众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开展特色活动，吸引民众参与其中；创作文化产品，以更生动的形式传播法治理念。这些举措显著提升普法的感染力，让普法更加精准高效。在制度创新层面，“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构建起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普法格局，显著提升普法的实效性和覆盖面。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与“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形成的双轮驱动机制，标志着我国普法工作正式确立精准治理的新范式。二者通过文化培育与制度建构的深度融合，既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塑社会心理、树立全民法治信仰，又以“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破解部门协同壁垒、压实治理责任，从理念认同与行动规范两个维度筑牢普法工作根基，为法治领域精准治理方式的落地实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底层架构。

从“四五”普法的分类指导、“五五”普法的网格化实践，到“六五”普法的责任驱动，这三个阶段的连续创新，共同完成了我国普法工作从广泛覆盖到精准治理的跨越。

◈ 普法机制健全与技术赋能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民守法，必须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制宣传教育。”④这一重要论断为后续的普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国“七五”普法（2016年—2020年）与“八五”普法（2021年—2025年），紧紧围绕普法机制健全，与技术赋能增效两大重要方向持续深耕细作，借由制度设计的持续深化，与实践手段的不断创新，有力推动全民普法从基础覆盖稳步迈向精准实效。

普法机制健全：从基础框架到系统集成。“七五”普法规划首次以系统性思维搭建起普法机制的核心架构，确立普法工作的基础性地位。“七五”普法主要目标是，“普法宣传教育机制进一步健全”。在工作措施方面，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度。清晰界定国家机关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所肩负的普法义务，如法官、检察官的“以案释法”举措。同时落实“谁主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各行业、各单位在管理、服务过程中做好普法工作。将普法纳入综合绩效考核、综治考核和文明创建考核内容，有力推动普法工作走深走实。此外，加强普法讲师团、志愿者队伍建设，将普法经费正式纳入财政预算等关键举措，为普法机制的顺畅运行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八五”普法深化机制创新，推进全民普法工作体系更加健全。在责任机制上，强化“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行“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加大对管理服务对象的普法力度，建立普法责任单位年度履职报告评议制度，切实压实各方责任。普法过程强调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各环节。在保障机制方面，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把全民普法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熟经验做法，和制度创新成果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更好推动和保障新时代全民普法工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