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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丽
五、其他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传媒生产活动的法律规制关注很多，而对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关注较少，2013年有学者专门就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卢家银（2013）的《中外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比较》一文，从比较法的视域对我国传媒销售活动规制的发行、广告和竞争三大核心部分进行了论述，指出，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行政管理而忽视权利保护，普遍体现了重制度而轻制度执行的问题，导致了行政力量对传媒销售的过多干预和对商业利益的畸形追求。因此，我国传媒业当下应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规制传媒销售活动的成功经验，增强相关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执行力度，完善我国的传媒销售活动法律体系。[29]
对国外新闻法制的研究和介绍对于我国了解和借鉴国外新闻法制规范状况作用重大，2013年学界有一些专门介绍国外新闻法制情况的文章。沈四宝、赵静晨（2013）撰文介绍了韩国的媒体仲裁制度，并结合我国实际探讨了韩国媒体仲裁制度对我国仲裁制度专业化发展的启示以及我国如何有效应对媒体纠纷数量增长的难题。[30]陈力丹、崔绍轩（2013）考察了瑞典传媒履行监督职责的良好外部环境，并指出瑞典传媒同样存在如何平衡自身利益追求与履行传媒监督职责的问题。[31]赵均、张欣然（2013）对前苏联-俄罗斯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嬗变作了考察，从新闻出版管理分期、新闻出版宏观管理政策的沿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变化三个方面探讨了俄罗斯发生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嬗变的特点及其带来的影响。[32]
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与新闻传播法密切联系的一个领域，所以，在探讨新闻传播法研究的问题中，有必要给予其一定的关照。央视对糯康等四人死刑之前的情况进行直播，节目内容渲染暴力，除了媒体法律认识方面的模糊外，也是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33]在新闻传播伦理道德体系中，也有一些伦理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新闻传播界基本秩序能否存在，有学者提议，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有必要利用法律手段使最低限度的新闻传播伦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实现新闻传播伦理最低伦理道德义务法律化。[34]
六、结语
通过对2013年新闻传播法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传媒与司法问题研究、新闻传播权利研究和网络传播法制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对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新闻法教学与科研融合、新闻侵权纠纷解决、传媒销售活动的法律规制等问题的探索是极具意义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新闻传播法制史的研究在这一年仍然相对薄弱，而且对于新闻采访权、匿名权、拒证权等有关新闻权利保障的议题研究也需要加强，知情权、名誉权、隐私权之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传媒产业法的研究也需给予更多的重视。此外，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研究成果重复的问题，创新性相对欠缺，这也是以后对新闻传播法研究时需要引起注意和加以完善的地方。
注释：
[1] [2] 新华网：《首届中国新闻法治建设学术峰会在京举办》，2013年1月25日，新华网北京频道（http://www.bj.xinhuanet.com/jzzg/2013-01/25/c_114498549.htm），2013年10月12日查阅。
[3] 张文祥、陈绚：《新闻—法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与路径——基于对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与法学学科教学科研融合做法的分析》，《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1期，第36-39页。
[4] 乔新生：《制定新闻传播基本法应尽快纳入议程》，《青年记者》2013年2月上，第22页。
[5] 林爱珺、王卓：《中国共产党新闻法制建设的宏观考察》，《新闻记者》2013年第5期，第3-11页。
[6] 慕春明：《李昌奎案件再审：舆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标杆”》，2013年2月4日，中国新闻监督网（http://www.chinaxwjd.cn/html/xsyd/2013-02/812.html），2013年10月12日查阅。
[7] 徐磊、张俊德：《从“吴英案”论司法独立和网络舆论监督的关系》，《新闻记者》2013年第2期，第76-79页。
[8] 庹继光、李缨：《司法监督：传媒对舆论的支援与离逸》，《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第42-47页。
[9] 王礼仁、黄金波：《接受舆论监督 不受舆论左右——对网络舆论情绪与理性的选择》，2013年2月4日，中国新闻监督网（http://www.chinaxwjd.cn/html/xsyd/2013-02/817.html），2013年10月12日查阅。
[10] 翟真：《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第25-31页。
[11] 高荣林：《新闻自由与版权的冲突与协调》，《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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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