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是忠元婆婆的相片，她说当年很时兴她戴着那顶黑布帽，后来不少文化名人也是戴着黑布帽离开白石龙的，一来遮阳挡雨，二来便于掩饰掩护。

白石龙“土八路”救了新中国“文化人”

提起黄忠元这个名字，很少会有人认识这个深圳白石龙的普通97岁老人。但如果回到75年前，“邹韬奋、茅盾、胡风、戈宝权”等这些在新中国文化史上都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人士，却都曾与黄忠元有关。这是一个关于深圳白石龙一群“土八路”与“文化人”之间的伟大营救故事。

“只知道他们从香港来，要保护好他们”

1938年，日军从惠阳大亚湾一带登陆，仅仅10天时间，广州周边各县和东江下游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白石龙村内同样人心惶惶，日军不断上门扫荡，破坏耕作生产。“村民在插秧，山坳顶的日军哨所直接往农田里开枪。白石龙旧村门楼没修复前，还能看到很多枪孔。” 80岁的蔡启培老人回忆。也正是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拿起武器，组织各种形式的游击队、自卫队，保卫家乡，仅白石龙这座小小的村庄就活跃着抗日自卫队、妇女会、担架队。

村民刘鸣周、蔡达是几位老人都纷纷提起的令人敬佩的“老革命”，大营救中，他们动员村内各种抗日群众组织“秘密”参与，为游击队的工作做好后勤保障。蔡兴富一直跟着“大佬”蔡达参与抗日行动，哪里有需要就去哪，后来他还参加了粤赣湘边纵队。如今，老人得拄着拐杖出门，耳朵听力下降，身体的病痛也越来越多。可回忆起往事，眼里仍闪烁着光芒。“蔡达是我堂哥，他让我到元朗接文化人安全回村里。我先后去了三次，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身份，只知道要保护好他们。”蔡兴富说，当时形势很惊险，不能走捷径，得在山里兜弯路，怕暴露行踪。

1942年1月，第一批脱险的文化名人、爱国人士抵达白石龙村，在教堂里度过了第一晚。此时，刘鸣周正领着村民在深山密林中搭建山寮招待所，让大批人马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入住。茅草棚给文化名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家廖沫沙后来就曾写道，“尽管这样简陋的茅草棚，但我们一走进这间奇异的新居，便感觉安定、舒适，疲惫不安之情，立刻消失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老人说，那一段时间，她和村里的妇女经常翻山越岭担着柴去深圳东门或者龙华的集市去卖，然后换回游击队和文化名人所需要的很多药品、绷带、盐、柴鱼等重要物资和生活用品，那时饭菜供给量较很大，没有灶台这个鼓风机，做饭时长将会很久。

“夜里在家煮饭，早上送到草寮”

“虽然条件艰苦，但村民都很齐心，保护着游击队队员，支持抗日行动。”蔡启培谈道，那时村民会帮游击队队员把枪藏在家中炉灶下，再铺上禾杆，不让日军发现。日军要抓游击队员时，有村民马上站出来，认游击队员是自己的儿子。蔡启培说，正是村民齐心抗日的“传统”，在文化名人、爱国人士来到时，村内没有走漏出任何消息。

97岁的黄忠元如今仍然在白石龙生活，每天早上八点，她都会准时出门散散步。穿行于鳞次栉比的住宅楼群间，看着地铁在高架桥上飞驰而过，黄忠元会感慨，动荡、艰苦的年代里从来没想过日子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1941年，她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交通员。黄忠元的娘家在香港元朗，组织上安排她到元朗十八乡，将大批枪支秘密运回白石龙。每支枪重7斤半，她一次可以挑8支步枪，长途跋涉运回游击区。大营救中，她和村里的一些女人夜里在家煮饭，早上送到山坳草寮给大家吃，放在草寮前就走，不会多问多说话。文学家胡风在回忆录曾写道，“这住处正在茂密的树林里，避开了通山的路，很是清静。有专人负责买米买菜做饭。吃得不错，每天总有一大碗青菜和别的什么菜，后来听说我们把物价都吃贵了。”

说起为什么要加入游击队，黄忠元老人说，当时家里的男人都是游击队队员，作为家属，她也就很自然地要为游击队出力。老人说，那一段时间，她们经常翻山越岭担着柴去深圳东门或者龙华的集市去卖，然后换回游击队和文化名人所需要的很多药品、绷带、盐、柴鱼等重要物资和生活用品。缓慢的回忆中依然充满了深情，仿佛又回到了75前的烽火岁月。

1941年，忠元老人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交通员。忠元老人的娘家在香港元朗，组织上安排她到元朗十八乡，将大批枪支秘密运回白石龙。每支枪重7斤半，她一次可以挑8支步枪，长途跋涉运回游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