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新的执法局除了考核后发放综合执法证，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统一制服，眼下各个大队人员着装不同，统一规范有利于增加归属感。而执法车辆颜色五花八门，也不利于群众辨识和信任。

朱智勇说，几年中，4个大队做了很多事，优化了经济环境，得到了百姓认可。改革的成功与县里经济发展迅速分不开，县财政能够充分保障执法经费，不用给执法部门下任务、加罚款指标。但新的部门组建后，权力很大，实际压力和风险同样增加。20多个局的执法队伍完全整合为一后，如何确保公平公正、文明规范、清正廉洁，任务非常重。

关注此事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法学会行政程序法协会会长黄捷则提出，这一变革的价值在于改变了原来权力横向分工太细，职能重叠，执法活动多元，造成资源浪费的状况。执法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羽毛球双打的问题，在结合部的地方，往往都不接。而实践中，是有利即往，无利不趋。从这个角度来说，长沙县的改革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他认为，定名为“行政执法局”有歧义。“（它）不是全部执法，其实只是处罚这一块，依据的也是行政处罚法。而这个名称把行政执法的全部名义都用完了，那其他的呢？”

黄捷指出，行政行为里面有决策、许可、指导、命令、处罚。长沙县的改革关注的是处罚这一块，把现实中很重要很困难的一块职能进行抽取和集中。长沙县的这个行政执法局相当于公安局的模式，其他部门的职能可能有一定的削弱。此外，集中处罚强化了部门权力，综合性太强，也要防止腐败问题。“改革尝试都有一个过程，建议通过立法博弈、辩论，将利与弊找出来，权衡出有价值的经验后，可以考虑更大范围的推广。”黄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