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杨松康已经不住在302室，刘金伟和她的姐姐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到302室门口拍照，看看王永彬是否离开，只是来的时间不再固定，有时隔几天来一次，有时一天来几次。吴国新不敢让王永彬离开。双方仍僵持不下。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律师戴金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之所以会出现隔门对峙的僵局，是因为双方都希望通过实际占有房屋的方式，反向证明自己对房屋拥有权利，以及证明自己不放弃对房屋权利的决心。

　　北京瀛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正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现有的4份判决书中，可以知道吴国新并没有被法院认可具有物权，但法院认可吴国新基于与李舰的交易取得了房屋的使用权。同时，法院认为刘金伟虽然是登记的物权人，但已经把房屋折价给了李舰，也就是可能已经处分了所有权，问题是房屋所有权是处分给了李舰还是吴国新，以及刘金伟是否已经把自己的物权完全处分。“在事实没有完全查明的情况下，法院并没有认定物权到底归谁”。

　　王正阳认为，化解僵局的关键还在于查明事实，李舰作为唯一能把房屋和双方串起来的核心人物，对于第5次诉讼查明事实至关重要。

　　刘金伟与吴国新其实都对李舰的死讯抱有疑问。2009年以来，在北京做房地产开发的李舰官司缠身，2016年，李舰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去向成谜。在2017年7月刘金伟与吴国新的通话中，刘金伟说：“我老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刘金伟与吴国新曾花了几个月寻找李舰，并试图联系他的儿子，但都没有成功。2022年3月24日，李舰注册公司所在村委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都知道李舰死在国外了，“这个人是找不到的，不用费劲了。”

　　关于刘金伟与李舰交换的房子，刘金伟曾在2017年10月的庭审上说，约定没有实际履行，“城里的房屋还没有交付给我”，这也是刘金伟坚持寻找李舰的原因。但吴国新坚称刘金伟曾告诉自己，她已经住进了李舰给她的房子，吴国新在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有关部门沟通后，发现李舰开发的小区里有一套房屋登记在刘金伟姐姐名下，物业登记人则是与刘金伟儿子同名的人。

　　无论李舰是失踪还是死亡，他的消失已然让事实更难查明。王正阳说，刘金伟和吴国新都没有积极主动将真实的交易以书面的方式完善下来，现在刘金伟不能证明自己和李舰达成的是何种交易，吴国新也不能证明自己对李舰的房款支付完成到了什么程度，这导致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楚，这也是此前4次诉讼都没有被支持的原因。

　　吴国新说，当时与李舰的交易没有签合同，“可能是我一生中犯的最愚蠢的一个错误。”

　　对于正在进行的排除妨害诉讼，王正阳认为，还是需要找到李舰的继承人，看他是否能提供更多线索，并且双方也要尽可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作出举证，让法院更好地查明事实，为房屋权属的僵局解扣。

　　不被接受的调解

　　当年吴国新以35万元购得的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已经超过280万元。“北京房价近20年来涨幅特别大，所以类似的房产纠纷案件在北京普遍存在，最近几年更常见了。”戴金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注房地产类案件，每年都会接触到几十起类似案件。

　　通常，在证据都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戴金花会建议委托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定纷止争。“在这个案件中，僵持的局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谁都没有拿到房子。住在房子里的人没有享受到房屋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守在门外的人更是这样。”

　　吴国新说，从2017年到2020年，自己曾多次找刘金伟寻求调解，最后一次提出的条件是双方一人一半，但是都被刘金伟拒绝，“她只同意给我几万块钱，谈不成。”

　　吴国新和刘金伟争夺的房屋位于北京通州某小区。

　　通州区马驹桥镇党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房屋所在社区的负责人曾在冲突发生前期对吴国新和刘金伟进行调解，但双方都不认可。

　　“如果双方不接受调解，一定要探究一个结果，并且案件的事实还一直不能查清，那么房屋所有权到底归哪一方，这个结论还需要时间去解决。”律师王正阳说。

　　守在302室门外的一年，王永彬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他和小区的保安混熟了，送了几包烟，到保安室刷牙、洗脸、洗澡，吃饭在附近的小餐馆解决。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玩手机。杨松康离开后，王永彬可以在屋里刷牙洗脸，可以自己做饭，但还是习惯躺在门外的折叠床玩手机，因为屋里没安Wi-Fi，在楼道可以蹭网络。

　　2022年1月31日，大年二十九，吴国新给王永彬送来了五张福字，王永彬把它们一张张贴到302室的正门和屋里。

　　王永彬记得多年前第一次来吴国新家，那时一进门能看见铺了红色桌布的餐桌，玫红色的沙发，左右两侧的卧室摆着大双人床。现在那些地方已经空着。

　　吴国新电脑里也存着过去用数码相机给302室拍的照片。他说：“那时候我刚来北京打工，就有了一套房子，大家都觉得羡慕。装修完以后，亲戚们都到这儿来吃饭，或者打打麻将。那算是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