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是我们的追求，任何一个法官在压力面前绝对不能低头，因为你一个低头，你永远要低头。很多案子都有压力，那你还做不做人？不说做法官，你连人都做不了。

萨仁 1964年生，1985年进入内蒙古高院工作，先后担任审监庭庭长、民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等职，2013年，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她曾担任内蒙古高院呼格吉勒图案封闭复查组副组长，是推动呼格案再审的关键人物之一。

做为内蒙古知名法律专家，萨仁担任内蒙古高院呼格吉勒图案封闭复查组副组长，成为推动呼格案再审的关键人物之一。

事实上，在其28年的法官生涯中，萨仁纠正了多起冤假错案。

法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遭受的名利和物欲的侵扰可想而知，萨仁说，她愿以其经历告知世人，这份职业的最为可贵之处。

谈“呼格案”

没有勇气纠错，还在法院当法官？

剥洋葱：昨天（注：9月30日）我见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老俩口说，呼格案能够平反，你是最应该感谢的人之一。当时，是什么促使你积极推动此案再审？

萨仁：这个案子太重要了，人命关天；再者，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案子在中国刑事审判史上、人权保障史上，肯定是件大事，所以一定要推动。

剥洋葱：你将要改判的是你同事曾经判过的案子，这方面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萨仁：面对昔日的同事，面子上确实有点……但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法官，面对这个案子肯定实事求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该怎么提意见怎么提意见。不会说因为是同事判的案子，我就要维持这个案子；或者，也不能因为这个案子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不管有没有问题，我就要改判。

剥洋葱：当时有人对你不理解，甚至谩骂？

萨仁：过去合议庭成员甚至亲属有骂过我的，在其他场合碰到时，总会说起这个事。他们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不应该这么积极（办案）。他们是有一些误解，我肯定不是为了谁，案子错了能不改吗？何况那是一条人命。

那段时间，照片上呼格的样子总在我的脑海里，通过详细阅卷能感知他当初被审判时的心理变化，从煎熬到绝望。呼格从被抓到执行死刑，非常快，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辩护，他是法治还不健全的牺牲品，非常可惜。

剥洋葱：再审改判，接下来就要问责，你当时想过这个吗？

萨仁：这其中一个法官是我的老同事，有一天，他拿了一瓶酒来找我，说心情不好怎么办？我跟他一人一半喝了。

但是，办案时你还得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才是法院该做的事。没有勇气纠错，你还能在法院当法官吗？你还算一个审判组织吗？

剥洋葱：这是不是你们复查时，面临的最大压力？

萨仁：这倒不是。当时，我们最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案件本身，这种案子可能要经过百年、千年历史的检验。所以，看这个案子最累，压力非常大，复查那一年，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我最初的阅卷报告就写了100页，审理报告也有七八十页。赵志红的卷有一大拉杆箱，但每一本、每一个细节都要看。

剥洋葱：为什么要看赵志红案？

萨仁：它会对你判断呼格案有帮助。比如当时有人说，赵志红是为了延长生命，所以才说呼格案是他做的，以扰乱司法。我要论证这种说法是否存在合理性。

剥洋葱：但是这个案子还是拖了好多年，是不是有很多阻力？

萨仁：有人说，捂一捂，拖一拖，这事就过去了。我觉得，建设法治国家，司法机关只有在依法办案中才能树立威信，才能给公众以信心，有错误你捂着，越拖越被动。谁都可能犯错，纠正了，你接下来做的更好，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剥洋葱：呼格案当年如果由你来审理，结果会怎样？

萨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好不到哪里去。判呼格有罪并非完全没有证据，呼格确实进过女厕，指甲内的血迹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而且绝大部分供述是有罪供述，在赵志红没出现并承认“4.09”案件是其所为之前，不可能把呼格放了。如果留有余地的判，现在仍然是一个错案，也会受到追究。

剥洋葱：那问题出在哪？

萨仁：审判机制的构建出了问题，公、检、法每一环都没有把好关，法院也没法独立地把好关，司法理念比较落后，并未做到真正的独立审判。

谈从业初衷

用法律改变世界，是命中注定的事

剥洋葱：当初怎么想到要当法官的？

萨仁：我是1981年考入北大法律系的，当时对法官这个职业懵懵懂懂，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能够定纷止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实习时是在南京中院，老师对每一个判决内容的执着研究，让人印象深刻，在那儿我感受到法院的活力，更坚定了做法官的信心。

剥洋葱：为何选择回到内蒙古？

萨仁：在北大读完硕士后，最高院决定接收我，但我还是回来了。我本身就是蒙古族，还是希望报效自己的家乡，为自治区的建设做贡献，父母也希望我陪伴在他们身边。在这个地方，有我的一点事业，多多少少能够做一点事情，如果我去最高院或者其他地方，也许我就像水中的一滴、沙中的一粒，没有那么明显。

剥洋葱：很佩服你的选择。

萨仁：80年代是一个令人精神特别奋进的年代。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比较纯粹，当时每个人都想着为国家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