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传递到有关部门，共同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在办完薛某和阮某父子的案件后，静安区检察院向属地有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完善市场流通领域监管、建立健全线索发现与移送机制、加强法治教育与宣传引导、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建议。

“在办案中，那些分散的报案线索，对于成功追诉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畅通群众救济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办理薛某和阮某父子案的静安区检察院经济与职务犯罪检察部副主任胡俊君向记者介绍，该案宣判后，静安区检察院牵头与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签了《关于建立防水维修市场流通领域“注胶补漏”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及联合治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意见》包括“建立起防水维修市场流通领域的线索移送长效机制，确保及时掌握辖区内犯罪线索”等内容。

消费者积极配合调查“很重要”

“行政调解的结果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除非双方都有明确的调解合意。”孙宏涛说，有的行政机关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责任心很强，但面对像薛某和阮某父子这样的“有预谋者”，即便消耗大量的人力去调解做思想工作，也是很难有结果的。尽管不太推崇用诉讼方式解决问题，但在孙宏涛看来，诉讼仍然是当下最有效的纠纷处理方式。

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消费者要主动做好证据留存。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顾金良向记者介绍了诉讼维权需要做的准备：妥善保存费用构成与支付情况的相关票据，留存微信聊天、通话录音等沟通记录，如果双方争议较大，还要在诉讼中申请鉴定。

顾金良律师提醒消费者，如果通过诉讼维权，可能还会遇到诸如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举证难等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限，通常是立案后六个月，简易程序要短些，法院可能会在立案后三个月作出判决。若是遇到特殊情况，审理期限还可能延长。”

“一些仅停留在民事纠纷层面的矛盾冲突，公安机关一般不会介入。但如果出现像薛某和阮某父子案件中的‘软暴力’情形，公安机关就有管辖权，因为此时已有了社会安全风险防范的必要。”上海师范大学法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刘冰捷表示。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公安机关介入社会矛盾，并不需要以危害结果出现为前提。”刘冰捷说，如果存在着严重侵害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的现实风险，就可以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这样既能避免矛盾激化，也有助于矛盾的化解，“公安机关是社会安全的‘兜底人’。”

11月17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关情况。公安部法制局局长郝云宏在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为加强执法源头管控，公安机关持续深化受立案制度改革，确保人民群众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

在戴女士与薛某、阮某父子的矛盾纠纷中，正是由于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冲突才得以平息，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尽管公安机关通过资金往来查到薛某等人接了不少维修订单，但不少消费者选择了息事宁人，不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结合办案经历，胡俊君表示，如果戴女士等消费者没有积极提供证据，证实薛某和阮某父子的违法犯罪活动，犯罪行为不会这么快得到遏制。因此，在人身权、财产权有被侵害的风险时，消费者最好能及时寻求公权力机关的帮助，在公权力介入之后积极配合调查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