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程雪阳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被“毙”了。

　　这名硕士研究的论文是关注婚检制度。然而，学位论文外审专家认为，婚检这个问题在2003年时就已改成自愿式的，过去的10多年间法学界也没有人对此问题开展过研究。

　　因此，这个选题被认为“烧冷灶”、无新意，不值得研究，最后把硕士论文给“毙”了。

　　所谓强制婚检制度是1995年6月1日实施的母婴保健法规定的，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且该规定在母婴保健法2017年11月4日第二次修正后依然得到了保留。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中不再要求申请登记结婚的当事人“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但母婴保健法也一直没有被废止。

　　其实，论文选题争议背后是法律法规的争议。日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程雪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第5条的规定与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项争议已经持续了19年。至今，法学界依旧是众说纷纭。

　　案件中折射的强制婚检必要性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研究生伍智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因没有进行婚检而发生的案件。张兰与王勇(均为化名)是一对北京的新婚夫妇。在结婚前，张兰因抹不开面子，怕爱人觉得自己不信任对方，就没有提出婚检。

　　婚后不久，张兰发现王勇竟然患有尖锐湿疣等性传播疾病。气不过的张兰就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她认为，王勇隐瞒了婚前患有疾病的事实。因此，双方的婚姻是无效的。

　　2020年6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审结的婚姻无效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

　　程雪阳告诉伍智，如若不进行强制婚检，那么婚姻双方均无法了解对方最真实的身体情况。日后知情时执意离婚，那也很难证明对方一定是在婚前染病。“举证的难度极大，很容易出现请求被驳回的情况。”

　　此外，伍智还发现，身边的亲朋好友结婚时的“婚姻半径”不断扩大，跨县、市、省的婚姻大量出现。如果不进行婚检，男女双方很难了解对方的身体真实情况。而且提起婚检，许多人还是有顾忌。“万一觉得不信任对方，分手了怎么办？”伍智说。

　　早在2005年，上海就开始推行“免费式的自愿婚前医学检查”，但该市2020年的婚检率只有13.2%，依然有将近7/8的新婚夫妇没有进行过婚前医学检查，而在1990-2002年实行强制婚检制度期间，该市的平均婚检率为98%。

　　程雪阳认为，恢复建立强制婚检制度存在必要性，该制度的功能为“保障拟缔结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他认为，强制婚检制度保障了婚姻双方的知情权。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拟结婚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亲戚朋友、熟人、红娘等途径进行有效的背景调查，但进入人口快速流动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后，传统的婚姻背景调查机制越来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此外，程雪阳介绍，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取消了重大疾病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替之以在第1053条设置婚前告知义务，赋予当事人撤销婚姻的权利。

　　“如此一来，违反婚前告知义务的救济仅限婚后撤销，缺乏婚前保障。”程雪阳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直接向对方提出进行婚前医学健康检查主张，可能会让后者产生不被信任甚至被冒犯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当事人不愿或不敢向对方提出进行婚前医学健康检查的要求。

　　婚检风波

　　在广东珠海市香洲区，1987年出生的楚楚(化名)遇到相关问题。原来，她与丈夫姜旭(化名)办理结婚时，该地民政部门并没有强制要求他们进行婚检。

　　由于真心喜欢丈夫，楚楚也没有提出过婚检。在婚后，楚楚才发现姜旭可能存在不适宜结婚的精神类疾病。忍受不了丈夫的发病，楚楚选择离婚。根据母婴保健法，楚楚认为，有关部门应为二人进行强制婚检。随后，她把民政部门也告上了法庭。

　　在一审被驳回后，楚楚再次起诉。2019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婚姻登记条例》，驳回了楚楚的申请。他们认为，在结婚前，楚楚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其中包含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情况。因此，楚楚理应了解对方的真实状况。

　　程雪阳介绍，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同时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他认为，这一项规定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婚姻，而不是简单地以“婚姻自由”为名，让国民自行承担风险以及其他不利后果。所以，他认为国家有义务进行免费的强制婚检，不能让国民自行承担风险以及不利后果。

　　随后，程雪阳与伍智详细查阅了相关资料。他们还发现，类似的“法律风波”有很多。19年来，强制婚检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争议：“在黑龙江省，这个争议就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