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金继续举报大石庙案另有“真凶”。1997年8月11日，承德市公安局作出书面说明，认为刘成金揭发材料纯属虚构事实，转移侦查视线。

河北省高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举报。1998年2月，河北省高院在发还提纲中还在追问：刘成金的揭发是否属实，与该案有无关系？

刘成金后来发现，他的揭发并未受到重视。2000年时他曾保外就医，回家问过妻子及岳父，公安可曾来调查询问刘福全借宿的事。听说公安没来调查，刘成金很生气：“如果一开始重视我的举报，别人就不用抓了。”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他仍坚信陈国清、杨士亮等四人并非“真凶”，并曾在2002年从监狱写信给杨士亮父亲，陈述他所知道的情况。2005年，刘成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检举，2006年河北省高院法官曾到他服刑监狱了解情况。

刘成金这一举报线索被河北高院认为无确凿证据支撑，不能成立。其理由只是所谓真凶另案被询问时，均否认作案（刘福全、王树忠、张某某因飞机场包工头王江案被逮捕），目前仍在服刑的张某某被询问时仍否认。

去年出狱至今，刘成金仍积极主动配合申诉律师调查取证。他说，如果哪天案件启动再审，愿意公开出庭作证，不怕得罪别人。

错案纠正缺乏制度保障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2001年，田文昌律师曾组织刑诉法学专家陈兴良、陈瑞华、樊崇义等就该案进行论证。专家意见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改判被告人无罪。专家们还指出，承德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本案中存在明显的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使得本案的办理过程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原则，也直接导致本案根本无法认定有罪。

卷宗显示，案件诸多疑问并未得到合理解释。尽管如此，2004年，河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中提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承认“本案在某些证据上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但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河北高院称该案“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但何种“具体情节”导致“从轻”判处，判决书上没说。

事实上，“疑罪从无”的原则在1997年的刑诉法中早已确立，其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009年，河北省高院驳回家属申诉，认定申诉不成立的理由包括“没确凿证据证明抢劫中烟头来源不合法、无确凿证据证明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得”等。

去年决定无偿代理该案申诉的律师李金星、袭祥栋称，他们已经向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被告知将会向承德中院调卷了解案情。他们还向能联系到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写信，寻求一切可能途径的帮助。

李金星曾援助过福建陈夏影案、海南陈满案等公众广为关注的“错案”（陈满案再审已开庭尚未宣判）。他深知，冤案在申诉环节会走得比较艰难，因为司法制度设计上缺乏积极有效的机制。

在此前召开的“省高级法院再审纠错功能研讨会”上，北大陈兴良教授提醒，目前处在冤假错案发现的高发期。这些冤假错案大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被暴露和呈现在社会面前。但目前缺乏法律制度规范与保障，单纯依靠有关部门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应当建设起一套冤假错案纠正的法律制度。

四名被告人的父母也在流逝的岁月中期待案件能出现转机。1994年案发时，陈国清孩子两岁、杨士亮孩子1岁，何国强正在相亲，朱彦强也未成家。

案情多年没有进展，陈国清、杨士亮先后离婚。四人的申诉全靠家里老人在跑。何国强母亲记得，为了省钱，他们没少吃苦，住过桥洞，也曾在石家庄一处窝棚子里挨过一个冬天，长了一身虱子。

如今他们跑不动了，更多时候是寄信、打电话。2015年，该案纳入民间洗冤项目“拯救无辜者”，由律师代理申诉，老人们轻松了一些。他们把多年积累的所有材料一股脑儿搬到律所，“不能不清不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