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安全、基层治理领域立足‘小切口’、做足‘小快灵’。”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云萍说,从推行使用公筷公勺,到加强租赁厂房安全管理,常州近年来在立法选题和法规制度设计时,增强立法的时效性,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关键词:“金点子”
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立法成为群众“身边事”
“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我们以‘立法+行业’搭了一座‘桥’。”上海上正恒泰(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徐黎宏说,该所作为联系点不只发挥专业优势,还积极借用“外脑”成立“地方立法研究中心”,让立法意见建议更切合法律实务。
说着,徐黎宏拿起正在征求立法意见的《苏州市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以这次立法为契机,我们组织‘产业链立法圆桌’,邀请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参与,为经营主体参与地方立法搭建平台。”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到灵活运用调研、座谈、论证、听证、评估等方式,各地把地方立法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上。
章慧芬既是杭州市余杭区人大代表,也是当地闲林埠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信息员。
曾经,她在参与《杭州市慈善促进条例(草案)》的立法意见征集时,碰到了这样一组“矛盾”:一边是许多慈善人士强调不求回报,希望低调捐赠、不事张扬;另一边是向社区居民等征集意见时,群众却说立法就是要让“好人有好报”,这样才有更多人做好事。
群众淳朴善良的说法该如何入法?章慧芬仔细斟酌后,把收集的意见浓缩成立法建议提了上去。今年4月《杭州市慈善促进条例》表决通过后,章慧芬高兴地发现,该条例对慈善礼遇机制进行了完善,明确在消费优惠、窗口服务、培训提升、困难帮扶等方面为捐赠人提供关爱礼遇。
“群众的大白话成了有温度的法律。”章慧芬说,从“民言民语”到“法言法语”的立法过程,让立法成为群众“身边事”。
在常州,“金点子”被立法采纳了,就会收到一封感谢信。因提出多条建议被立法吸收采纳,常州市人大代表俞伯俊就收到过感谢信。
“更好鼓励聚集众智,才能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俞伯俊经常参加地方立法的座谈、立法协商等活动。前不久,他又参与了《常州市租赁厂房安全管理规定(草案)》的讨论,与会人员就相关条款是否可行、是否存在矛盾冲突、执行中如何多部门协调等畅所欲言,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派人现场听取大家意见。
“送出立法感谢信,是完善立法意见建议采纳激励机制的一次探索。”常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许玲表示,一封感谢信,既是真诚感谢各界对立法工作的关心支持,更是用这种方式更好地激发大家参与民主立法的热情。
关键词:“富口袋”
法规文本的“白纸黑字”变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近年来,浙江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全国促进共同富裕探路示范。
在浙江台州天台县,8个昔日“无人问津”、全县排得上号的“穷村”,“组团”发展发生的“蝶变”,成了当地“共富立法”的灵感来源。
塔后村靠近国清寺等古迹名胜,加之自然风光秀美,非常适合发展民宿经济。但发展之初,想着“靠景吃景”的村民,就遇到了瓶颈。
“过去各村资源分散、规划冲突、产业同质化问题突出。”天台县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高说,比如2019年塔后村计划打造康养民宿集群,而相邻的仙都村也想发展类似产业,双方因客源争夺、土地纠纷一度陷入僵局。
怎么办?当地想到了推动空间特点、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具有互补互促条件的乡村实行片区化、组团式建设。
为此,塔后村与邻近村社、相关单位组成联合党委,大到产业布局,小到土地流转,都会拿到每月的“片区圆桌会”上,由各村党组织书记、党员代表、企业负责人共商共议。
“如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实现了1+1>2的效果。”塔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孝形说,2024年大塔后片区累计接待游客13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3.4亿元,“这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目前,台州推动686个行政村组团形成了105个片区。今年5月1日施行的《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规定》,将这些探索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共富”实践创造的经验需要通过立法来巩固,碰到的问题也需要通过立法来破解。
台州制造业发达,如何让产业工人更好实现“技能创富”?随着《台州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和《台州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若干规定》的落地实施,台州校企合作日益紧密,1394名技术工人获股权激励,占总激励人数的40.32%,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成了“合伙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让农民就近增收?《台州市共富工坊建设管理规定》实施后,共富工坊认定有标准、资源要素激励有依据,全市共富工坊已达1688家,解决农民就业5.8万人,农村群众“农忙种田、农闲赚钱”,在家门口就能“进工坊、当工人、领工资”。
“‘共富立法’要紧扣群众期盼寻找着力点。”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海平说,只有“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法规文本的“白纸黑字”才能转化成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