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政府的权力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随意。”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对本刊记者说，政府权力在作出决策是往往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比如“限行”，究竟是让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呢？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讲，它首先考虑的是效率，要迅速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但是对于“治堵”，不同的社会人群有不同的看法。韩德云认为，现在有了立法法这一新的规定，地方政府就不能再用原先短平快这种“懒症”方法以一纸禁令就把问题解决了，而是要放到更高的层面通过立法谨慎考虑，公平权衡各方利益主张。所以在他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法新增的这些法条看似规范的是立法，实际上是加大了对所有公民的权益保障。

    放权地方立法，为权力设限

    2015 年春天的吉林省四平市，等到了一个喜讯，伴随立法法修正案在全国人代会上的通过，四平市终于获得了地方立法权。

    “经济发展到了提速转型阶段，迫切需要地方城市具备一定的立法权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吉林省四平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解，从2005 年开始，四平市就已经开始为此努力，多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请批准其升级为“较大的市”，以解决经济转型发展遇到的法制障碍。此次立法法修正案将过去49 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扩大至了全部280 多个设区的市。像四平这样的设区市终于如愿获得立法权。

    从总体来看，“放权”对于地方立法权而言是大趋势，有助于激发地方活力。在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赋予更多设区的市以立法权，使之能对相应地方事务进行更具针对性、更灵活、更及时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调整，对于推进地方治理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地方改革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各个地方情况不同，比如我到贵州调研，那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全是木板房，一所房子着火全部都遭殃，这种特别情况下，就可以把村规民约细化到上升到地方法规，更加具有约束力。”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苏泽林举例说，赋予设区市( 州) 地方立法权，将有助于地方填补法律规范中的空白。

    不过，随着地方立法权范围的扩大，监管的难度也必然进一步提升。因此，为了防止地方立法权滥用，立法法修正案在“放”的同时也设定了多道防线，提出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李大进说，这意味着，在未来地方的城市管理中，整治违法小广告、打击“黑车”、规范广场舞、治理雾霾等方面将有法可依。

    至于新获得立法权的地方启动行使立法权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新修改的立法法规定，将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综合考虑各地实际情况确定。

    周洪宇表示，这些工作需要循序渐进稳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比如立法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等方面要及时跟上，才能保证地方立法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