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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的午后,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后来王伯官以“孙女没人照看”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事实上,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就此跑掉,跑进另一种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让她别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救命”声。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声音太大,声音太大”,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他仍觉得当时脑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见,被人知道——一个名校优等生,逃课、上网、扒别墅院子栏杆,根本解释不清楚。他绕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事发后,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7年间,院子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因为妻子遇害时,王伯官待在厂子里,他便发誓,案子一天不结,就一天不回厂房。没过几年,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鬓角冒出白发,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
这14年间,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过上两遍”。与此同时,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散发着“发霉和腐臭”的味道。
尽管如此,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以后的每天早上,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
5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清洗了沾满血的手。旁边的厨房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
走出洗手间时,他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便跑上二楼,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他循着声音,来到后院,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傻子”,没有“威胁”,就走出客厅,翻墙离开。事实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
离开后,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将那把原来用于“耍酷”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当时,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宋成回忆,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一切都一如往常。
只是那场“噩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晚回到家后,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救命”声。
此后多年,每一次回家,他都要绕到大路,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但在他的脑海里,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反而“更清晰”。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他的分数从整栏的90多分一路下降,80分、60分,直到50分。参加高考,这个曾被父母师长寄予“北大清华”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成了泰中“剩下的10%”。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在三年高中生活中,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他也会跟同学说笑,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只是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
高二时,他曾经爬上窗台,不料母亲忽然出现。高三时,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他闭着眼睛骑车,渴望车祸降临。落网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想过去西藏,就死在那里,因为“雪山纯净,而我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