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监狱这样自如地生存。刚进来时，江津也失眠、想不通、恐惧，“你要是说判个几个月、半年、一年的话，那还行，5年半，我x，说不着急，能不着急吗？”听到判决时，他不敢想象——5年半，5年半怎么过？最痛苦的时候，曾偷偷哭过一场，失眠就整宿整宿地听收音机。

启蒙教练刘国江来监狱看他，江津记得是2013年最后一天，他和刘指导相对而坐，好多年没见了，却是在监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没话找话，“您头发白了。”

刘国江说，你也白啦。

后来，江津决定把日子只过成今天和明天——在监狱的“今天”，还有出狱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监狱里看过他，江洪告诉《人物》，当他看到着穿着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着队长袖标站在球门内，意气风发。那是弟弟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江洪坐在电视机旁看比赛，同是守门员的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会不会扑出那记射门，做得更好？“虽然他是你的弟弟，你会祝福他，但是你们又是同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竞争伙伴，又是手足。”但在监狱里见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说，来，我们拥抱一下”。

他们抱了10多秒，这是江洪记忆里兄弟间最温暖的一次接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重度的雾霾天。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车打到（基地），20块钱，我爸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60块。一辆上海的伏尔加轿车，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后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江洪说。

江永林已经80岁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访时，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当地的老年足球队当门将，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谈的话题。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梦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队的守门员，随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打进决赛圈的球队捉对厮杀，五场比赛，他左扑右挡，没有让任何对手射门成功。后来，总结大会上，新中国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练、匈牙利教练约瑟夫专门表扬了他，说上海队的守门员凌空扑球扑得好。

比赛前，江永林听说要选拔队员成立国家青年队，他想这下有希望了，“要是进入国家青年队呢，我今后到国家队的希望就有了，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守门员，足球场上的胜负已经纳入事关国家荣辱的宏大叙事，最出色的守门员能得到最光辉的称号——“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搞了，不成立了。”

“我错过了机会，但这个雄心我一直没放弃。”前半生的命运没有让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饥荒”，供应困难吃不上饭，他所在的球队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球队11个人也要揪出阶级敌人，后来的八一队主教练刘国江说，当时的八一队球场上，都被种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转业工作，和原是篮球运动员的赵桂英结婚，“文革”爆发一年后，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提出，“当时，我想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来实现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他7岁，调皮捣蛋，从三楼摔了下来，右踝骨折，他记得急匆匆赶到医院的父亲看到他说，“小子，既然你这么能摔，就跟我练守门员吧”。

而小一岁的江津，哮喘，有着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气喘。” 江津回忆。

但这并不妨碍江永林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的训练计划。楼下是消防队的篮球场，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带着儿子们在篮球场上跑操，在楼道里爬楼梯、练跳绳。江津小，跑不了整场的来回跑，就跑半场。

除了练，还得吃。大骨头炖黄豆，熬一大锅，把汤都熬成乳白色。当时，大骨只供应给骨折病人，需要医生开骨折证明才能购买，而黄豆，只有肝病病人一个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关系，江永林卖掉了自行车、结婚时买的手表，还经常参加单位献血，献血所得的30元报酬，让未来的运动员吃得更好一点。

“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音乐、画画和语文课上，还是我们学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宫选去学芭蕾舞的，但面对在我眼里极具威信并且意志坚定的父亲时，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江洪曾回忆，他被认定要“子承父业”当守门员。

“江津呢那个时候还小，我说你就跟了后面练，篮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后让他自由发展。当时我们想，江洪以后送走了（去当足球运动员），准备江津留在身边，没有说培养他当守门员。”江永林回忆。

这样的家庭训练持续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带着儿子去训练场上找到了八一队的教练。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门，还表演了鱼跃扑球。教练不仅看上了江洪，还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时候（江津）个儿就不矮。正好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选高大中锋：后卫长传冲吊、前场用头球来摆渡，设想了这么一个路子。”少年队的主教练刘国江和《人物》记者回忆，他告诉江永林，“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俩是为国家培养。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完成历史使命了。”